毛主席能逐步成为党的领导人，周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1926年，是他俩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年，此时的他们，都是党龄三四年的老党员。那会正值
“中山舰”事件
的发生，在广州的两人都主张进行反击。
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，他们都共同意识到了问题，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成为了共同追求。
先是周总理参与和领导八一南昌起义，后来在几十天后，毛主席便领导了赫赫有名的“秋收起义”。因为有着太多的共同见解，两人的关系便熟络了起来，并成为最亲密的战友。
要知道，最开始的时候，周总理可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的，在他认准了毛主席后，更是什么都会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思考。当年连蒋介石都很嫉妒地说：“周公为何不辅佐我？”
展开剩余91%在后来他被收藏在美国的日记被披露后，大家惊讶的发现，蒋介石骂了不少人，甚至还包括了宋美龄，仅对周总理表现出了风度。
毛主席的革命道路，走的也是一波三折，最艰难的那段时间，还是当属早期。还好有了周总理的鼎力相助，才能避免了很多危机的发生。
包括长征中，周总理曾对博古表达：“你我都当不成领袖，只有毛泽东行。”
周总理独具慧眼，改变了中国未来
在全体中国人民的印象中，毛主席和周总理原本就是一对天生搭档。
其实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周总理在早期的时候还是毛主席的上级，两人的性格也有着很大的不同，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周总理竟然主动变成了毛主席的下级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回顾历史，周总理的政治生涯起步要稍微晚了一些，不过却是比较顺利的，他从法国学成归来以后，便一直担任着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职务，在1928年后，经过选举，周总理成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，成为了党内工作的主要主持者。
那会毛主席在干啥？他当时是一位根据地管理人，这么一对比，就会发现周总理的头衔要比毛主席厉害。
可是，遵义会议前后，毛主席的很多理论都渐渐变成了现实，不少同志都发现毛主席的方向总是正确的，周总理也意识到了，毛主席是一位非常有远见的人，也坚信在他的带领下，中国的革命一定能够见到胜利的太阳。
但是，当时摆在面前的问题还有其他领导的安排问题，其中就有一个重要的人物，博古。
从遵义会议以后，周总理便归毛主席领导了，总理本身对于这种转变是没有任何其他意见的，而且这还是他本人亲自提出的，这也足以看出他对革命的一片赤忱之心，在他的心目中，有能力的人，就应该走上来。
前面的长征路，走得非常艰难。
那会毛主席本身都得了严重的疟疾，身心俱疲，可他关心的依旧是革命的未来道路，几人在路上你一言我一语，都感觉到了担忧。
周总理既已经下定决心让毛主席走上来，他也想到了很多后续问题，也正是这些原因，才有了1935年2月5日那次关键的谈话。
那是午饭过后，周总理主动找到了博古，两人谈了很久。
博古虽然在指挥上让部队吃了大亏，不过二十出头的他也正是年轻气盛之时，当时也没有绝对的办法证明谁一定是对的，大家只能摸着经验去不断分析。
会议上已经有不少同志对于博古提出批评了，如果周总理在谈话中还是说那些批评的话语，也会让博古产生本能的抗拒。
因此，关于这段谈话的具体内容，周总理事先是想过很多次的。
周总理在党内的重要地位，博古肯定是知道的，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直接跟周总理反驳什么，令他也没想到的是，这次周总理叫他前来，并不是批评他的，只是谈心。
两人语重心长，聊了未来的中国革命走向，也聊到了现在的困境。
周总理的聪明才智，也在这次谈话中被充分体现出来。他知道两人都有留学的经历，便以此为突破口：
“你是从俄国留学回来，我是从法国留学回来，咱们在理论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。”
这句话一出来，便让博古开始思考，现在的他，也渐渐意识到问题出现在了哪里。于是周总理接着说：
“但是，中国的实际国情是咱们必须要了解的，因为咱们都不了解，所以我们恐怕都没有资格领导中国的革命。”
博古知道，自己的理论都是在学校学来的，也从没有群众斗争经验，也没有真正了解过广大农村的现状，那些指挥，看来是非常错误的。
看着博古若有所思的样子，周总理下了结论：“我们都不适合做统帅！”
博古
随后，周总理又向博古解释了，毛主席对于中国的现状和农村革命问题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，这是一种别样的战略眼光，不是说其他干部不行，而是在这个时候他是最合适的，他将会是一位帅才。
也正是这番聊天之后，博古才终于想明白了。其实，此前在遵义会议上，博古的反省中还带着辩解的味道，毕竟当时的他，对于自己的理论掌握是有所信心的。可是让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，他的群众基础渐渐崩塌，如果此时再不加以改正，那么就真成了历史的罪人了。
3月5日刚谈话完毕，3月6日博古便交上了自己的印章和文件。
有了博古的支持以后，领导班子的转变速度明显加快了，后来很快便落实了恢复游击战的作战方针，后来，毛主席的指挥也让红军脱离了困境，恢复到了发展阶段，因此他的指挥才能终于被体现了出来，中国革命的前途也将更加光明。
毛主席的掌权之路，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正如同他自己所说，所有事情都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，也要经历很多困难和挫折。
就在周总理已经意识到毛主席思想的正确性后，毛主席最终成功领导全党，也经过了四个主要过程。
第一个阶段，由于博古等人的指挥错误，导致红军损兵折将，那是长征之初的时候，大家开了不少的会议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只是谁也没弄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；
第二个阶段，遵义会议召开后，毛主席成功进入了领导层，毛主席正式担任主席，确立起在党和军队的地位；
第三个阶段，那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共产国际又把王明给派来了，此时王明根本不服从中央领导，为了能够克服这个困难，让共产国际明白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地位，
任弼时
还专门去了一趟苏联，最终在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，才解决了这个问题；
最后一个阶段，也是为了克服王明过去遗留的错误思想，经此以后，共产党的思想达到了高度统一，这样才有了新中国。
问题来了，博古卸下了权力，好像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后来他去哪里了？
博古在和周总理的谈话后，很快意识到了自身的错误，便从实际行动出发，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比如翻译了大量的马列著作，对于思想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时间最终也让博古渐渐沉淀下来，如果他当年没有选择交权，那么毛主席的正确思想路线确立还是会被推迟。好在，周总理的苦口婆心，终于让博古明白了什么是自己该做的。只是可惜的是，博古本人最终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成立。
1946年，抗日战争刚刚快结束后不久，博古为实现两党和平而奔波，最终因为飞机失事不幸遇难，此时的他只有39岁。
“鸡鸣三省”会议
上，从组织流程来看，正式确立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立。从那会的思想来看，谁站出来指挥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人能带领大家走向胜利，博古做不到的，毛主席能够做到。
周总理说服博古的过程，体现了他的聪明才智，也能看出其之预见性。事实证明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人，带领着全国人民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取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。
而对周总理来说，这一转变过程中，他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“不平衡”，这同样也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，周总理本来就是一个“天下为先”的人，凡是有利于组织，有利于胜利的决定，他都会举双手赞成，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。
而周总理主动站在了毛主席的身后，毛主席也非常善于用人，两人性格虽然差距很大，但却是最亲密的战友。
当年周总理自谦，那么博古究竟犯了哪些错误？
周总理在和博古的谈话中能这样说，也从侧面印证了总理的远见。
细说博古，他并没有什么开展具体工作的经验，所学的知识大多停在理论层面。所以共产国际便派遣了
李德
前来协助。也就是这样，博古在“顾问”李德的建议下，做出了一系列的操作，
那些军事指挥，完全只是共产国际的只言片语，压根没有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。
“教条化”成为了最为严重的问题，博古和李德两个人竟然把教科书的的条目直接搬到了战场上。
特别是在第五次“反围剿”过程中，在李德的命令下，红军被迫放弃了最为拿手的游击战，改为攻坚战，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凶猛火力，他们苦战了很久，依旧没有办法找到突破口，便只好开启了长征之路。
历史书上也说了，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，就是保住了红军的希望，让红军转危为安。因为在这次会议以前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事务都是由共产国际直接指挥的，试想一下，一个远在苏联的组织，又是如何能够安排好另一个国家的问题呢？
在当年博古做的政治报告上，还在为自己的错误领导辩护，周总理就军事问题做了副报告，提出了自我批评，也在会上批评了博古和李德。
而接下来，毛主席的发言中，直接指出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，在进攻中冒险、在防御中保守等，都是导致红军损失如此巨大的原因。
之前，就职务上来说，周总理还是毛主席的上级，可在具体的实践中，周总理渐渐意识到了毛主席见解的正确之处，也主动赞成毛主席出来领导。因此，
遵义会议不仅是党和红军的重要转折点，同样还是周总理和毛主席关系的巨大转变。
那会战斗随时都有可能打响，新的领导核心想要形成，就必须做好老领导的工作，蒋介石指不定什么时候还要发动下一步“围剿”行动，形势非常紧迫。
周总理在这个时候的关键作用就发挥出来了，召开了一场会议，这场会议的重点便是要解决好新的党内分工问题，也是遵义会议的遗留问题。
在周总理等同志的努力下，革命面貌焕然一新，他用非常柔和的做法，解决好了每一件事，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毛主席有着高瞻远瞩的决策能力，而周总理擅长交集会谈，两人彼此信赖，终成一段佳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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